我们都做惯了孤儿,回不了家-王怡

约瑟的家

五分钟前,我还在思考国家的命运,自由宪政的前景,考量自己与诸多公共事务的关系,还有,我对一个抽象的群体的无比的热爱。五分钟后呢,我就跟妻子发生了口角,半天不说话。不等政府抢你的麦克风,你就在最亲密的人面前,自己掐断了麦克风。上帝啊,难道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断裂,这样伪善,这样不堪一击吗?一个连妻子都爱不彻底的人,如何去爱远方的人呢?我在例行公事地把荣耀归给主后,难免也截留了一点点给自己。但哪怕只有一点点,骄傲就在你心头发酵了。(王怡)

Q:我们此前都是所谓的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”。信主以后,你对原有的自由主义立场有何反省与调整?
A:就个体和群体的关系来看,以前我虽然接触过社群主义,但体会和认识都很少,最看重的还是自由优先于善的个体价值。后来我认识到,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哲学,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。随后,我转向共和主义和保守主义,在对传统的珍视中,逐渐看重共同体的价值之于个体自由的意义。宪约可以厘定个体交往的界限,却无法创造社群生活的样式。换言之,宪政主义是一个抑制公共之恶的灭火器,但不是一个眷顾生命之善的创世记。到这时,我的专业寻求,就走到了被福音征服的边缘。
其实,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“公共”二字,已经表明了团体的存在。但这个团体仍然是虚假的,似乎藉着自己的写作,你一下子便和十三亿人套了近乎。但这不是真实的、位格者之间的关系,不是真实的群体生活。当我们在所谓“公共知识分子”的坐标中来定位自我形象时,这跟一些组织的宏大叙事,跟一些公共偶像相比,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?而我在教会里侍奉的时候,身份的转换才真正发生了:我从十三亿人中的一名虚拟的公共知识分子,开始变成了二、三十人中的一个真实的公共人物。我的生命到这一步,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。

Q:原来,你在某个相对比较大的圈子当中,还算是“头面人物”,你说的话有人听,还有很多人赞美你;但当你退入一个很小的群体的时候,却发现要建立真实的私人生活的关系,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。

A:是的,我原本是独来独往的知识分子,很轻易就与庞大的群体,与国家、民族这些概念建立某种虚幻的超级链接,又透过写作与成千上万的读者建立起抽象的群体关系。但在地方教会的服侍中,这些立场都被一一破碎。一些知识分子信主后,难以承受这一步。我们做惯了孤儿,回不了家。于是我们的全部热情,都用在了畏惧、警惕和防止群体对个体的抹煞上。因为我们错误的预设了“个体的完整和自足”。但上帝指着亚当说,“那人独居不好”,这一句话,就击碎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抚摸和XO 式的珍藏。
世上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亚当,一个是基督,全人类都悬挂在他们的腰间。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中,个体从来不具有本体性的、和单独的价值。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盟约中与上帝的关系,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定义。

Q:这是许多基督徒知识分子信仰上的最大问题,我也经历过这个阶段。很多知识分子说,我信主可以,但我不参加教会,为什么非要参加教会呢?一个人不也可以接近上帝吗?他们的信仰,是一种佛教个体修行式的信仰。另一方面,中国教会由于长期处于社会边缘状态,教会观相当薄弱,也不足以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这些疑惑提出解答。

A:马克思对人的本质,有一个著名的定义: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以前,我从自由主义的立场,全盘反对这个定义,信主后开始有新的思考。其实这个定义受到犹太-基督教文明的极大影响,其他文化中不会出现类似定义,不会把人看作关系中的产物。

从圣经看,人的本质确实存在于关系中。在旧约里,以色列对人的观念,有三点是非常独特的,第一是整全的人观,全人包括了身体和灵魂,两者都是真实并指向永远的。第二是圣约群体的人观。亚当在与上帝的约中代表了所有亚当的后代,如一位神学家说,世上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亚当,一个是基督,全人类都悬挂在他们的腰间。在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中,个体从来不具有本体性的、和单独的价值。第三,是选民的人观。上帝和他的选民的关系,是通过立约来反映的。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盟约中与上帝的关系,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定义。

从《圣经》看,人的的确确是“关系的总和”。包括人与上帝的关系、人与他人(邻舍)的关系、及人与世界(万物)的关系。

摩西十诫也将一切道德律都指向这两个层面的关系:爱神与爱人。

上帝以他儿子耶稣的宝血,替代选民担当了罪的刑罚,救赎一切接待基督、信靠基督的名的人,由此恢复和重建了上帝与他的百姓在盟约中的关系。而圣灵建立了教会,就是基督在地上的、可见的身体,就是要让上帝的儿女活在圣徒相通、彼此相爱的社群关系中,并向着万民传扬福音,从而恢复和重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。因此,离开了地方教会的圣徒共同体,离开一座“山上之城”的基督徒社区,也就离开了人与人在救恩中的、整全的关系。

如果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,如果教会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母亲;那么一个单独的基督徒,也难以宣称基督是他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因为你不是上帝的独生子,你只能是其他基督徒的弟兄姊妹。以前,我对人的关系是躲避和排斥的,也缺乏在群体中生活、服侍的经验。开始牧会了,才真实地开始建立群体生活的样式。你怎么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人?人最大的失败是亲密关系的失败。随意离婚的人,随意离开教会的人,动辄失恋的人,都是不负责任的人。然而人一旦失去关系,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。因为每个人都是残缺的。
因为有一位上帝,所以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神秘的,也是恩典的。就像你躺在病床上,如果认不出亲人了,也就等于认不出你自己了。就如传道人的家庭生活与教会生活,也是相通的。长老不能照顾好自己的家,又如何能照看神的家呢?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人、朋友、肢体中,如果缺乏在真实的团体中的委身,就不可能服侍教会,推而广之,也不能很好的担任公共职务和社会治理。

以前,家中来了朋友,如果不是我邀请的,我一般都不愿意出来打招呼,自己躲在书房读书、写作。在学校,我与同事和学生也没有建立起一种团体的关系。我刻意与周围的人保持着距离,有了距离,似乎才有安全感。我通过写作、通过网络,也和少数人建立起某种关系,似乎大家可以惺惺相惜,但这也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团契关系。我以前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,事实上有很大的虚拟性。

有一次,我在教会跟一个弟兄谈话,他是一个工人。谈话中,我忽然有种深切的自我省察:如果我依然是所谓公共知识分子,我会谈论国家事务,讨论下岗工人的难题,但我这辈子可能也不会跟一个工人,分享他个人生活的处境和罪恶,并试着陪伴他经历这些问题。

地方教会需要活出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社区,活出一个福音的生命共同体,在社群的关系中持续地、有说服力的传扬福音。教会有能力也有责任,向着整个中国社会,呈现出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种群体生活的样式。

Q:我们常用“生命共同体”这个概念来形容教会。当我委身教会之后,深感教会确实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从所未有过的“生命共同体”。即便在观点和立场一致知识分子中,也根本没有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,校友、同学、师兄弟、师生,这些关系都很淡薄,因为知识、文化不是爱。

A:这几年,跟弟兄姊妹一起走天路,深刻感到我能给他们的,远不如他们给我的多。我称地方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社区。传道人的文化程度、神学背景,个人恩赐,都不是决定性因素。最宝贵的是弟兄姊妹在真道上相逢,在基督里彼此委身。保罗用了一个很美的比喻,称信徒之间是“肢体”关系。

今天,教会在中国的使命,不仅要指向“个体的得救”,不只是告诉人“上帝对你有一个奇妙的计划”,而且要传扬一个“全备的福音”。离开了上帝对整个教会的奇妙计划,哪来对你的奇妙计划?地方教会需要活出一个看得见的基督徒社区,活出一个福音的生命共同体,在社群的关系中持续地、有说服力的传扬福音。教会有能力也有责任,向着整个中国社会,呈现出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的一种群体生活的样式。

最近两年,我们教会每三个月举办一次会友课程,让新信徒了解教会的信仰。这个课程有六个小时。有一个小组讨论题目,“请分享你信主前参加过的、一次最激动人心的团体生活的经验?你在里面获得了什么样的满足,受到过什么样的伤害”?在大部分人的分享中,我发现中国人群体生活的经验都非常贫乏。我们融入过的最深的群体,大概就是班级;最密切的关系,大概就是老同学——唯一的例外,是你参加过传销组织。此后呢,同事、朋友,网络,都逐渐淡漠些了。

在当代中国社会,严重缺乏激动人心的、有生命敞开的团体文化和团体经验。这和西方社会很不一样。在北美,教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教会外更有各种社会组织、NGO 等。一个普通的老太太,也可能是若干社团的会员,人们普遍拥有丰富的、团体中彼此生命相交的经验。

Q:这一点我的感受很深。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,住在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简家中。简不是知识分子,她已故的丈夫是一名普通工人,她本人一辈子都是家庭妇女。她却积极参与公共活动,是一个接待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的老人组织的成员,所以把我接到家中暂住。她还是当地老年旅游协会、农业保护协会以及教会的活跃分子,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。与之相比,中国人处于互相孤立的“原子”状态,缺乏群体生活的经验,也无法以来群体组织的生态,来制衡公共权力的扩张。

A:中国人充满自由的梦想,却匮乏自由的经验。在当代中国,家庭教会几乎是惟一的、在国家体制之外拥有丰富生命经验的社会共同体。学者李凡说,事实上家庭教会是中国最庞大的NGO。我想更重要的是,教会向中国社会传讲的,并不只是一套关于得救的圣经教义,而且是一群得救之人的团契生活的样式。而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最稀少的、甚至几乎全然陌生的东西。今天,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接触教会之前,都不曾拥有过令人难忘、令人满足的共同体生活。但在教会中,几乎每个人,或多或少,都拥有在有血有肉的亲密关系中改变自己的经验。“有血”,是指有基督的宝血。“有肉”,是指有罪人的挣扎。所以这样的经验尽管很艰难,却始终有盼望。

Q:在自我破碎与重建的过程中,你会发现,教会中弟兄姊妹的关系甚至比血缘关系还重要。中国目前仍是一个血缘社会,或者是一个稍稍扩大的熟人社会;但教会则提供一种超越性的,基于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的,有生命联接的新的人际关系。

A:基督徒互称“弟兄姊妹”,我在服侍教会的过程中,对这个称呼的体会才越发深切。在旧约中,弟兄是指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、跟中国古代相似。在新约中,这个称呼指向了所有跟随、信靠耶稣基督的人,不是血缘上的同胞,而是同感一灵的“灵胞”。在中国古代,有异姓结义兄弟的传统,这是一种拟制的血缘关系。但是,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天父,同一位大哥,哪来超越血缘的兄弟情谊呢?所以,中国文化的悲剧,就是异姓兄弟的彼此背叛。三国,水浒等,无不如此。

Q:我记得你在为电影《投名状》写的影评中,便表达了这个意思。

A:是的。人的结义是靠不住的。因为“义”并不在鸡血和牛头中。但在教会中,我真实体会到“异姓兄弟”的关系。没有对教会长期的委身,你虽然受洗信主,也难以体会。所以有个神学家说,“单独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”。城市化、工业化带来的疏离和迁徙的生活,改变了中国古代一个家族几代聚居、“生于斯、长于斯”的生活方式。今天,即便是近亲戚,往往也只有春节,才有一次团聚的机会。而且到了中秋,就继续把三等亲之外的闲杂亲戚排除了。这种团聚也往往缺乏实质性内容,大家一起吃吃喝喝、打麻将,很难谈论关乎生命的话题,无法在心灵层面有交流,更不要说敞开自身的忧伤、软弱和羞耻了。但这样的生命交流,却每天都在地方教会中发生。

没信主的时候,我也常跟妻子吵架。有时候,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落差和令人绝望的荒谬感。

Q:在中国要建立真正的生命共同体,首先要从家庭开始,然后拓展到教会,最后祝福社会。

A:有一个牧师曾说,判断某弟兄的生命光景如何,如果还没有见到他妻子,你就不能下结论。在圣经中,对长老、执事的要求是,要先在家庭中有无可指摘的见证。在与家人的亲密关系中,你的生命呈现为什么样子,通常那才是一个人的本真状态。

没信主的时候,我也常跟妻子吵架。有时候,我感到一种巨大的落差和令人绝望的荒谬感。五分钟前,我还在思考国家的命运,自由宪政的前景,考量自己与诸多公共事务的关系,还有,我对一个抽象的群体的无比的热爱。五分钟后呢,我就跟妻子发生了口角,半天不说话。不等政府抢你的麦克风,你就在最亲密的人面前,自己掐断了麦克风。上帝啊,难道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断裂,这样伪善,这样不堪一击吗?一个连妻子都爱不彻底的人,如何去爱远方的人呢?

福音降临在中国的意思,就是降临在亲密的、共同体的生命关系中,降临在团契和小组中。在几个家庭之间,在互相陪伴和同行的人中,见证、目睹和分享生命被福音改变,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。世界的一切改变都取决于此。美国柳溪树教会的海波斯牧师(Bill Hybels)说,“地方教会是世界的希望”。这句话我很认同,整个世界的命运,取决于一间一间地方教会、一个一个基督徒社区的形成。上帝的祝福和审判,都要从这里显明。如果列出经文,就是《以弗所书》第2 章10 节,“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,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”。

作为牧者,我是新手。在学习的过程中,真实而惊讶的感受到了这一点。有些来教会的朋友,尤其是第一次来的,大多对这个群体感到惊讶。为什么人们会当众讲述自己的罪。特别是几个成年男人,在谈话中真诚分享自己的亏欠、软弱乃至污秽,边讲边流泪。你在其他任何地方,都不可能看到这一幕。它只可能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社区中。即便是当代那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,他们充满理想,坚持信念,心怀天下,我们也都很熟悉这个群体,但在他们(也曾经是我们)中间,并没有这样的生命的敞开、认罪、忏悔、饶恕、接纳和喜乐。这一切惟独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教会,向整个中国社会呈现了出来。而教会中的大多数成员,如果按知识分子的标准看,其实都是寻常百姓,如果不信上帝,就应该成为他们的粉丝才对。我遇到一个在海外受洗的学者,问他为什么不去教会呢,他傲慢地说,中国人的教会,哪能去啊?我只去外国人的教会。

一个单独的基督徒,也可以有美好的个人见证,也能向世人传讲福音。但一个基督徒若不委身教会,他就不可能向世人展现天国,展现上帝三位一体的团契。我在牧会的过程中,与弟兄姊妹、同工之间的忍耐与磨合,是一个也痛苦也幸福的过程。一开始,我更像一个教师,是单纯的教导者的角色,比较生硬和苛刻,在服侍一些软弱的肢体时,缺乏体谅和温柔。现在我也充满了这些缺点,我还处在不断反思、调整、破碎和悔改的过程中。

Q:牧者需要有一颗父母心,而不是像知识分子那样居高临下地对所谓的愚民作出“怒其不争、哀其不幸”的评判。以前被我们当作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的鲁迅,放在圣经中,不过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罢了。
A:保罗有两次提到牧者的父母心肠。去年,有一次同工培训的总结,大家轮流上台分享。有位年轻同工讲到对教会的看法,存在哪些不足等。蒋蓉听了后对我说,面对这样的年轻人,第一次生出像是自己儿女的心。我告诉她,我也一样。这种情感样式的变化,父母心肠的成形,是我在牧会中的一次突破。以前教会举行婚礼,看到新人出场时,心里想的都是自己以前结婚的情形。今年初的一次婚礼,看到新人时,忽然发现我没有想到自己,而是想到自己的孩子,仿佛看到自己的孩子娶妻、出嫁。

爱德华兹在论敬虔的宗教情感时,说到三个对信仰生活的衡量,即:纯正的教义、敬虔的生活,和圣洁的情感。我的体会是,没有基督徒社区的亲密关系,就不可能有圣洁的情感。只有在圣徒共同体中,人的败坏的、自私的情感,才能被福音更新和圣化。

我在例行公事地把荣耀归给主后,难免也截留了一点点给自己。但哪怕只有一点点,骄傲就在你心头发酵了。后来我领悟到,在信仰中,写文章其实是相对简单的部分。在影响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所有因素中,文章只是上帝藉着撒种、甚至只是藉着它来翻松泥土的工具,或许占了百分之五,但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才是最难的。

Q:你以前是大学老师,老师的责任是“传道,授业,解惑”。知识分子、特别是教师的工作,看上去和牧者的工作很相似。实际上,两者差异却甚大。对此,你是如何理解的,又是如何完成这种身份转换的?

A:我想,先是对写作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。以前以为写文章是多了不起的事。听到说有人读了我的文章,对真理有了渴慕,甚至信主了,甚至有读者来我们教会聚会。我在例行公事地把荣耀归给主后,难免也截留了一点点给自己。但哪怕只有一点点,骄傲就在你心头发酵了。

后来我领悟到,在信仰中,写文章其实是相对简单的部分。在影响一个人生命改变的所有因素中,文章只是上帝藉着撒种、甚至只是藉着它来翻松泥土的工具,或许占了百分之五,但其余的百分之九十五才是最难的。那就是信徒之间、真实的位格相交。并且这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,撒种的不算什么,浇灌的也不算什么,“唯有耶和华使他生长”。但我会倾向于夸大写作的作用,甚至通常来说,读者们也会夸大。他悔改信主了,其实有更多的恩典的管道,但他也可能认为,我是看了你某篇文章后信主的。

全职传道后,我在讲道、牧养、团契、教导,和个人关系上的探访、安慰、陪伴、辅导,付出的时间和精力,远比写文章多了。但我发现,效果却远比写文章差了。写文章只要五个小时,就花团锦绣的。但辅导要五十个小时,对方的生命却可能没有改变,甚至还软弱退后了。有时我感到失望和沮丧。这是传道人的很普遍的、必须的经历。上帝藉此让我清楚地看到,牧会不是靠个人恩赐,也不只是讲和写。主若使用呢,这些都是宝贵的管道,但这些本身并不能使人的生命改变。

后来我反思,到底作家、教师跟牧者有什么区别?作家和教师只是告诉人,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;什么是美,什么是丑。但牧者呢,他不能只告诉人A 点在哪里,B 点在哪里。他还要帮助对方,陪着他,从A 走到B 去,还不能报账,要自己买单。告诉别人什么是真理,并不是最难的,一起走一段路,才是最难的。如果你没有亲身走过,你不就露马脚了吗。你没有经历过十字架,你如何传讲十字架呢。牧师的意思,就是“多背一公斤”,“多走一里路”。我在一个专制国家讲宪政主义,那多容易啊,反正黑灯瞎火的,谁也没有走过。

做教师、做作家,我可以省略这个过程,事实上,一直都在省略。上帝没有让我负责这个部分,上帝藉着另外的作为去完成了。但我没有很快的意识到这一点,我以为自己的文章多么重要,就变得骄傲起来。当你面对亲近的肢体,你用了很多心力,却可能没有一时的果效。于是在你的骄傲与你的沮丧之间,在遥远的人和亲近的人之间,在信仰和实践之间,就产生了张力。上帝就让我在这个张力中,更清楚的看到传道人的呼召到底是什么,也使我更加坚信了地方教会的优先性。

Q:牧会的经历,不仅让个人生命得以更新,让婚姻与家庭更加牢固与美满,也让你对中国转型的路径有了一些新的思考。信仰与社会不是割裂的,而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们的信仰不是“私人化”的信仰,而是一种“大公”的信仰。

A:在今天的中国,建造地方教会的意义,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我们需要一间又一间公开化的、社区化的教会,在各城、各乡建立起来。而且,地方教会的建造,对中国社会也是一个祝福。中国社会的宪政转型,也不只是制度转型,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群关系的重建。而惟有主的教会,能够提供一个真正有活力、有生命力的群体生活的样式。

这就是地方教会的建造,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不可取代的祝福。这并不是基督教会的目标,而是教会的副产品。但这个副产品,最终会为一
场更大的、更深入的福音运动预备人心。
地方教会就是一个基督徒社区,是唯一真实的人类共同体。五旬节圣灵降临时,《圣经》这样描述信徒们的生活样式,“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,且在家中擘饼,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,赞美神,得众民的喜爱,主将得救的人,天天加给他们”(《使徒行传》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节)。这个群体在耶路撒冷,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新社群
。首先,他们的敬虔,在殿中和在家中,也就是在公共生活和在私人生活中,是保持一致的。他们有敬拜,也一起用饭,信仰和生活也是融为一体的。其次,众人对他们的态度是又畏惧、又喜爱,是很矛盾的。因为他们的团契,超越了这座城市以前的全部生活经验,他们被建造成为一个公开化的、社区化的信仰群体。

其他的市民,不是惊讶于一个人的改变,而是惊讶于一群人的样式。于是,许多人就开始相信他们所传讲的基督了。初代教父屈梭多模解释这段经文,有一句很美的话,他说,这样的地方教会是一个“天使的联邦”。

(本文摘编自两个均被消失了的人的访谈。)